「梵化」是一種「神化」或「神教化」，然而神教信仰卻又是佛陀所不許的，佛陀時代之佛法開演反思批判的正是婆羅門教信仰。然就另一方面來說，佛法要於世間普傳，引度拔濟苦難眾生，又不得不適應廣大神教傾向的眾生，也因此佛法之「宗教化」是必然過程，不只滋長新宗教意識，而且也有著宗教意識的新適應，如是大乘佛教應運而生（可參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）。大乘佛法有「梵化」的影子，如大自在天之梵化為觀自在菩薩，但大乘佛法猶然是佛法，一如觀音信仰猶然是佛教信仰一樣。依「四悉檀」分判來說，「梵化」的佛法自不會是「第一義悉檀」，但猶屬於「為人生善悉檀」，或至少是「世間悉檀」。「梵化」之外，「漢化」亦然。印順導師甚曾以「歪曲」[1]來形容中國文化對佛法的影響，但佛法之東傳中國，哪有不「漢化」的道理？只求部份的失真而不至於泛濫及過度，如此而已。也因此，似可以說印順導師以「不即不離」來面對中國佛教，一方面定位自己是「中國佛教徒」，一方面也清楚表示「不為民族情感所拘蔽」。[2]總之，佛法流傳過程中變化乃勢不可免，必因地、因地、因人而有所轉變，佛法之「方便」適應意也在此。變化中過度與不及，都是不好的，但如何才是適中、如何才能適中，之間沒有一條劃清的界線；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若掌握般若中觀的空性智慧，方便善巧的中道運用當有一定的拿捏。相關文章 「梵化」與「中國化」[1] 《華雨集第五冊*遊心法海六十年》：「出家來八年的修學，知道為中國文化所歪曲的固然不少，而佛法的漸失本真，在印度由來已久，而且越來越嚴重。所以不能不將心力，放在印度佛教的探究上。」（Y 29p13）
[2] 《華雨集第五冊*遊心法海六十年》：「我是中國佛教徒。中國佛法源於印度，適應（當時的）中國文化而自成體系。佛法，應求佛法的真實以為遵循，所以尊重中國佛教，而更（著 ）重印度佛教（並不是說印度來的樣樣好）。我不屬於宗派徒裔，也不為民族情感所拘蔽。」（Y 29p53~54）